在许多孩子眼里，图书馆是藏宝之地。暑假，中小学图书馆有多少向学生开放？国家图书馆、各省地市县的图书馆有多少向学生开放？据了解，许多图书馆只向18周岁以上的人士开放，好像18周岁以下的学生只要读课本就可以了。18周岁以前正是像海绵一样吸取精神营养的最好时候，却受到方方面面的限制，面对图书馆之门而不能够进入，这在一个有着5000年文明历史的古国不是一件怪事吗？ 记者 张学军 摄
现有的“招术”回顾与分析
就语文阅读教学而言，其最终的落脚点不在课内而在课外，这已经成为语文教学界的共识。因此，如何有效地引领学生开展课外阅读，越来越引起人们的重视。近年来，有关这方面的论述已经不少，具体的做法也不少，但似乎都不得要领，因此收效甚微。
这些做法一是“列书单”，亦即向中小学生推荐阅读书目。
有资格向学生“列书单”者，必是多少与权威沾点儿边的机构或个人。前者如《课程标准》的编订机构，各级教学科研部门，最低级别也得是学校的语文教研组；后者如名作家、名教授，以及少数对读书有所研究或体悟的语文教师和家长。无论是哪一个机构或是个人开列的“书单”，有一个共同点：被列入“书单”者，多为古今中外的名著，且多以文学名著为主，兼及其他。
响应最热烈、行动最迅速的是出版社和书商，学生那里却并没有多大的改变。可以说，没有一份“书单”里没有曹雪芹和托尔斯泰的作品，也没有一份“书单”有郭敬明的名字。可到学校里去走一走看一看，有几个同学在读曹雪芹或是托尔斯泰？又有多少学生没有读过郭敬明？
这并不是说“列书单”一点意义都没有，客观地说，“书单”对于比较自觉的孩子，对于努力想提升自己的人文素养的学生，还是有一定的指导作用的，只是在这个权威影响力甚微的年代，作用不是挺大。还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学生读不读、读什么和怎么读的问题。
二是“搞活动”，亦即搞与读书有关的、旨在推动课外阅读深入开展的各种各类的活动。近年来，这一类活动的形式日益繁多，其中最常见的有：
读书征文比赛指定读哪几部名著或一个大致的阅读范围，也有不指定阅读对象而是确定一个阅读主题的，让学生读后写作一篇类似于读后感之类的文章，然后交由评委会筛选出获奖者。这类活动通常由教育行政部门、团委等单位主办，下文件硬性规定学校必须上送几篇文章。学校往往是指定几个有可能获奖的学生参赛，故涉及面不广，且具有完成任务的性质。
阅读知识竞赛 这类活动大多由阅读类的杂志社主办，涉及题目的知识点是在当年或上一年的杂志里头。虽不收参赛费，但必须订阅全年的杂志，商业气息浓厚，学生往往不愿参加。
读书节或曰阅读节 中国目前还没有全国性的读书节或阅读节。但在较小的范围内，如一所学校，一个地区，一座城市，已经有人率先在搞，一年一次，有的已连续搞了好几届。发起者多为明晓读书的重要性，自己又爱读书，并有急切地引领学生阅读从而推广到全民阅读之愿望的有识之士，其动机之纯、心肠之热，毋庸置疑。与读书节相伴的，往往还有美丽而诱人的读书口号，如“打造书香校园”、“营造书香社会”、“创建学习型城市”，还有名家读书报告会、读书征文比赛、家庭藏书家评选、图书打折展销等系列性活动。从时间上说，短则一天几天，长则达几个月。
读书节对于宣传读书的重要性，营造读书的氛围确有一定作用，应该肯定地说，有这个节比没有这个节好。但其局限性也是明显的，往往是表面形式大于实际收效。
三是“开设课程”，即在现有语文课之外再专门开设一个“课外阅读课”或“课外阅读指导课”。
如果是在完全正常的语文教学状态下，这个课外阅读课是没有必要开设的。叶圣陶先生早就说过，课文，无非是个例子。也就是说，学生在语文老师的指导和引领之下，通过语文课的学习，最终要达到离开了老师和课本之后，自己能找书来读，而且会读。然而，当语文课异化为语文应试课之后，与上述目标的距离就越来越远了。因此，大约是从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开始，在原语文教学大纲还没有这方面规定的情况下，就陆续有学校自发地从每周5至6节的语文课中抽出1节课，单独开设了课外阅读课。到目前为止，全国所有中学基本上都开设了。不久前，上海由教育主管部门硬性规定，从小学到高中，每周必须增设1节课外阅读课。这方面的工作，上海走在了全国的前列。
与上文列举的“列书单”和“搞活动”相比较，专门开设语文课外阅读课应该说是更可行，也是更有效的做法。但据同行的反映和笔者的实际观察，收效依然不大。原因何在？除了各学科的应试演练繁多而学生的应试压力太大这一大环境大气候尚未得到根本的改变之外，课外阅读课虽然开设了，但对这门课的认识不足和措施不到位也是两大主要的原因，尤其是后者。
认识不足既表现在学校领导和教师，也表现在学生身上。领导和教师虽然也知道学生光死抠书本是不行的，还必须有大量的阅读去拓展他们的知识面，去提升他们的精神素养，但到具体落实的时候，总还是把它排在了中考高考科目的后面。这从学校给教师计算的课时津贴里头就可看出一点苗头来。比如升学开考科目一节课的津贴是十多元，而课外阅读课一节才几元钱，不到前者的一半。既然学校如此认识，如此行事，那么承担这门课的教师（通常是语文教师）也就马虎过去算了。至此，学生学得如何，也就可想而知了。
措施不到位主要在于教学目标任务的模糊甚至缺失。许多学校只是把课外阅读课往某个语文教师的名下一排，规定教师哪一节带领哪个班的学生进入校阅览室或图书馆阅读图书报刊，然后反复强调的是纪律方面的要求，如保持安静、不准喧哗、要爱护书刊、损坏图书要赔偿、偷书罚款等。至于具体到这门课程该如何实施，全凭教师各行其是。多数教师也就按学校的要求先是把学生带入阅读场所，然后是维持好40分钟的纪律而已。如此这般，原本是一个极好的课程创意，也就滑入了一种效率平平的形式或是可有可无的点缀。
综上所述，近十多年来，我们各级各类教育机构，学校的领导、教师，以及学界名流，为改变学生尤其是中小学生除了读教科书以外不读或很少读书、不会自己读书的现状，做了很多努力，想了不少具体的办法，也收到一些效果，但根本的面貌依然没有改变。
学校的情况如此，整个社会的阅读状况不佳，也就在所难免了。
从最近公布的一些阅读调查数据和比较研究文献看，中华民族的阅读氛围比世界上许多国家和民族落后得多，公民个人读书量远远比这些国家的人量少质低。不少学者认为，这已经成为中国腾飞的一个重大的自身障碍，是一个民族迫切需要解决的忧患。
我们还有什么更有效的“招术”
难道真的是山穷水尽疑无路了吗？不！有时候，当一块巨大的石头怎么也搬不动的时候，一根小小的杠杆便能掀翻它，或者使它沿着我们所期望的方位移动。
我们认为，“列书单”、“搞活动”、“开课程”等虽收效不是很显著，但可以继续搞下去，它们毕竟或多或少拥有各自的特点和优势；然而决不能满足于现有的上述三者，我们必须尽快找到一根掀翻“阅读推广难”这块大石头的“杠杆”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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